《财经》专稿 | 都说治霾，钱从何来？为治霾算笔账 | 雾霾贷款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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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钱给的不多，地方不愿意掏腰包，企业投入则是一笔糊涂账。而补偿机制还未理顺，各地还是处于自扫门前雪，不愿意为相互付出
《财经》报道（记者 贺涛 王小 制图 实习生 何青秋 陈仪方）北京再次陷入重度“霾伏”，首次启动了红色预警。红色预警代表着政府启动了一种极高等级的应急状态，全社会都要随之进入应急状态应对灾难。
启动红色预警，北京就要施行全市范围内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本市公务用车在单双号行驶的基础上，再停驶车辆总数的30%、中小学停课、工业企业停限产范围扩大、公车停驶等举措。施行这些措施，经济、社会影响尚未见评估，但足见牵一发而动全身。
自2012年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PM2.5列入了常规监测范围，信息透明度提高后，公众对治霾的呼声从未中断。各地纷纷设定了“节能减排”指标，但见效缓慢。
“我们能做的所有措施，都只能延缓污染的加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位原北京市环保局官员曾对《财经》记者坦承。
不久前，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南京大学和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联合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投融资需求及影响》（下称《大气防治投融资需求》），首次指出要实现2017年大气行动计划目标，全国范围内需直接投资1.84万亿元。如果所需的资金投入水平无法保障，则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和全国大气行动计划目标难以实现。
自向空气宣战以来，中央财政在2013年、2014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规模，分别已投入50亿元、100亿元。不过，地方政府并没有配套实施的投资预算，或者配套资金较少，企业在设备升级改造上投入比较大，但目前没有确切统计数据。
其实，仅从经济账来看，为治霾已经付出多少、实际要付多少才能达到预期的空气质量，始终都还是糊涂的。
北京治霾支付多少
最新的消息是北京将斥资3000万元用于升级雾霾监测设备。此前研究显示，北京PM2.5的四大来源是燃煤、汽车尾气、重工业与工地扬尘。其中，机动车的PM2.5贡献率达31.1％，是北京第一大空气污染源。
自2011年起，北京财政拨专项补助，鼓励市民淘汰使用六年以上、未达到国四标准的机动车。现在，北京市已有超过80％的机动车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基本一致。为了完成淘汰指标，北京年均投入补助额10亿元左右。
同时，北京自2011年起对机动车实行限购政策，以勒住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势头。2014年，北京将小汽车的控制指标由24万辆，进一步缩减为15万辆。
对于淘汰老旧车与新车限购组合拳，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评价称，跟汽车增量比较相互抵消，“也就打个平手而已”，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不会那么快。
燃煤，在北京PM2.5排放榜位列第二，贡献占比22.4％。因此，治霾的第二个重要举措，就是“控住煤”。
2012年，北京提出压减燃煤计划，明确到2017年要将全市燃煤总量从2012年的2300万吨，降至1000万吨。这意味着，五年时间，北京的燃煤总量要削减近六成，这一力度为全国最大。
全市范围内的供暖锅炉实行“煤改气”，可天然气的价格远远高于煤，供热厂被成本压得透不过气，北京东郊供热厂副厂长李春华告诉《财经》记者，上马新锅炉后，燃料成本陡然上升4倍，“居民与集团分担了部分成本压力，再加上后来技术提升勉强算挺过来”。
东郊供热厂属于区域自营供热厂，于2009年加入北京热力集团，北京市近三分之一的供热由该集团提供。东郊供热厂自身没有能力更换10台锅炉，超过千万元的改造费由北京热力集团支付。
“煤改气”带来的减排效益是明显的，东郊供热厂基本不再排放二氧化硫和粉尘，氮氧化物每年排放6.8吨，是燃煤时代的零头。但受限于天然气产量和价格，北京去煤、改气的作法其他地区无法全盘复制。其他城市虽纷纷提出“气化”目标，却难以获得如北京一样充分保障的气源。比如唐山，在一部分锅炉“煤改气”后，全市冬季用气高峰期，面临5万－10万立方米/日的天然气缺口，只得“限工业、保民用”。
治霾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减排潜力。餐饮、汽修、烧烤、畜禽养殖等，贡献了北京PM2.5的14％。
根据美国洛杉矶的排放清单，该市3.1万家餐馆每天烹饪肉类约排放11.6吨颗粒物，其中大部分物质都是PM2.5。近期国内的研究也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果，比如露天烧烤、糖炒栗子乃至烹饪，都对PM2.5有贡献。
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可降低排放。即利用静电吸附油烟中的PM2.5，使油气分离，最后排出无害气体。要求北京餐馆安置这套设备的相关规定存在多年，但直到空气保卫战打响后，才开始较为严格地执行。
油烟净化设备本身，不过几千元到数万元。麻烦在于，使用一段时间后，净化效果直线下降，需两三个月清理一次。商户的成本将提升。
区域联防代价
空气是没有墙的，空气流通使得雾霾在区域间扩散转移。漂移，使得一城一地独善其身的治理方式再难为继。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点区域设定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同时，要求积极推进辽宁中部、山东半岛、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台湾海峡西岸地区等六个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河北、山东和天津是影响北京大气质量的主要区域。在持续南风的条件下，河北省对该区域的PM2.5浓度贡献率将达到50％－70％。北京官方公布的数据称，2013年北京市自身产生的PM2.5占到总量的75.5％，此外的24.5％来自周边的河北、天津等地。
以本地减排为基础，区域共治是治理雾霾的关键。在中国政府向雾霾宣战后，唐山成了京津冀联防治理大气的重点城市。
经过几轮谈判，中央决定河北省压缩钢产能的任务是，到2017年底，全省较2012年消减粗钢产能6000万吨。唐山则被压派4000万吨。仅这一项，就直接影响唐山市财政收入38亿元。
一位唐山环保系统官员抱怨，此前北京将工业企业搬至河北，如今调整结构所费全算给河北，就“等于是唐山帮北京承担了部分治理任务”。
《财经》记者采访得知，唐山市政府初步预计，压减钢铁产能影响直接从业人员约8万人，若按钢铁产业上游原料生产和下游运输服务等全链条估算，间接影响近40万人的重新就业安置。
未来三年，唐山还要投资主要污染物减排、产业低碳化、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五类示范项目。据测算，总投资约116亿元，预计将得到中央财政资金12亿元，省、市、县三级财政资金13亿元，剩下91亿元还需企业和社会自筹。
但唐山并无筹款良方。该市环保局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要解决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只能是在本地财政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力度的基础上，再积极争取国家、省级等各类上级专项资金。
从河北省的现状来看，实现与国家环境检测总站联网的重点城市仅石家庄、唐山等5市，且只有30个重点县建立了空气自动监测站，尚未做到全省全覆盖。即便如此，自2007年起，该省环保厅连续四年投入1.8亿元扶持了127个县和6个区购置环境监测仪器。
有环保专家也曾对媒体公开其测算，在联防联控上的投资需求约为3450亿元。其中工业污染治理、交通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和能力建设四类重点项目，投资需求分别为2450亿元、800亿元、90亿元和90亿元。
筹措经费
按《大气防治投融资需求》，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比之前预计的1.7万亿增加了8%。
首先，从中央财政投入规模来看，尽管有稳定增长，但是与实际需求相比仍落差较大。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张力小在暑假期间到河北调研发现，富政府、穷百姓，富中央、穷地方现象比较突出。地方的配套基本都做不上，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环保治理的成本要不要中央买单、中央有没有能力买单。其实，在中央发布的行动计划里说得很清楚，中央财政提供一部分资金，引导杠杆撬动一部分资金进来，但现实是地方都在等中央财政掏钱。
一位能源基金会环境管理项目主管称， 2013年河北拿了差不多16亿元，中央财政、河北省财政分别配套两个8亿，一共16亿元。实际上，地方县级市政府配套为零，还有一笔钱是国企，但这个钱不好统计。除了省级政府配套的16亿元之外，各级地方政府配套特别差，基本上没有什么配套。
各地方政府付诸行动的积极性，除了获得中央专项经费，还在于区域补偿机制的推动。一份由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牵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最为严重的时段，山西污染物对北京PM10浓度的贡献率最大为53％。据《财经》记者了解，早在2006年，被纳入奥运空气联防的山西省曾试图就区域联动的资金问题向中央政府和北京寻求支持。山西省希望，省各级政府自筹80亿元，污染企业自筹和贷款17亿元，其余60亿元由国家和北京市予以资金支持。但在补偿机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下，此类补偿的到位并不乐观。
单纯依靠政府资金和现有融资渠道，难以满足资金需求。从全球范围来看，撬动社会资本才可效益最大化。专家们希望引入社会资本进入。而大量吸收私人资本、又急需政策信号和市场框架，目前的政策信号又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资源缺口。
社会资本进入大气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首先政府要有公信力，形成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
"很多时候，需要政府有公信力，然而，很多地方政府自己有的时候任意性比较大，我想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主任助理董战峰告诉《财经》记者，“前期工作中，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少治理行动，但整体比较乱，投资配套没有保障。”
大气治理与防护的投资需求很大，不但需要统筹投融资方案，要想精细治理，还需踏踏实实从细化地方每年的投入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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